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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解读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18/10/10 11:30:10     来源:宝马线上娱乐官网 分    享:

《关于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解读 》-精选1


    增强融资担保机构实力,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融资难题——关于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解读

关于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解读1


一、基本情况先容

    2018年3月28日,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常务会议,指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扩展普惠金融业务、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部署,会议决定,由中央财政发起、联合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首期募资不低于600亿元(人民币,下同),采取股权投资、再担保等形式支撑各省(区、市)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带动各方资金扶持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同时,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金按照“政府支撑、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管控风险”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决策、经营。会议还指出,初步测算,今后三年基金累计可支撑相关担保贷款5000亿元左右,约占现有全国融资担保业务的四分之一,着力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随后,国务院资讯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会,对《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设立方案》有关情况进行了先容,主要涉及目标定位、业务模式、合作机制、风险防控等方面。

    同年3月30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以下简称“23号文”),其中明确指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依法依规开展融资担保服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以任何形式在出资范围之外承担责任”。

二、联合资信观点: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设立,是对《融资担保企业监督管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行,与国家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共同形成支撑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的组合拳融资担保,是指担保人为被担保人借款、发行债券等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行为。从1993年至今,在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下,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主导,以商业性、互助性担保机构为补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迅速发展,担保机构数量及担保余额显著提高。但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其偿债能力及意愿明显弱化,小微企业及“三农”等客户融资难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决。

    2017年8月,国务院公布《融资担保企业监督管理条例》,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要求“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发展政府支撑的融资担保企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通过资本金投入、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等方式,对主要为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融资担保企业提供财政支撑。”

    2018年3月3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其中要求统一并上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大家认为调整后的小微企业纳税认定标准能够涵盖大部分的小微企业,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的主体税负。

    综上所述,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设立是对《融资担保企业监督管理条例》的进一步落实,同时将完善融资担保体系,通过为融资担保机构提供资金支撑和分保、再保等方式,增强为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投资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与深化增值税改革一起,形成支撑上述经济体的组合拳。

    引入商业银行出资有利于提高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运行效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已与商业银行进行了初步沟通,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也正在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研究落实支撑商业银行出资参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制度安排。大家认为,在服务小微企业、“三农”客户和创业创新企业中,目前商业银行仍为最主要的参与者,其更了解市场、更了解客户、也更了解客户的信贷需求,并在业务开展、贷后管理和风险防控等方面具有优势,引入商业银行出资有利于提高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在业务实践中,已有担保企业和商业银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的成功案例,例如安徽省的“4321”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即对单户2000万元以下的贷款担保业务,由融资担保企业、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银行和当地政府,按照4:3:2:1的比例承担风险责任,实现全社会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撑。

    再担保的业务模式有利于健全我国融资担保体系,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降低融资担保行业风险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业务模式之一便是再担保模式,通过与省级的再担保企业开展业务,建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省级再担保机构、辖区内的融资担保机构组成的政府担保链条,构成了政府主导的担保体系,从而分散并降低融资担保行业风险,提高担保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和业务拓展能力。

    增强融资担保机构资本实力,省级国有控股且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担保(再担保)机构将面临更大的机遇

    如前文所述,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将采取股权投资、再担保等形式支撑各省(区、市)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带动各方资金扶持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因为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型企业主要阵地位于我国城区及农村,且融资方式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为主,地方国有担保机构成立的主旨之一便是支撑上述融资。由于目前大多数省份已成立省级担保或再担保企业(集团),其中部分机构已通过股权或业务纽带同所属省份的市级及区县级融资担保机构产生联系,建立了政策性的、非盈利性的担保体系,故大家判断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在股权投资方面采取直接注资于省级国有控股且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担保(再担保)企业的方式可行性及可操行性均较高,通过以点带面实现对区域内多数担保企业的业务支撑,促进融资担保企业扶持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业务(以下简称“政策性担保业务”)。

      此外,从现实情况看,目前已有部分省级国有担保企业获得了政策性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基金注资的先例,例如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企业、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企业已获得进出口银行的出资,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企业已获得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的入股,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企业也已获得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的战略支撑意向,这也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股权投资模式提供了参考。

      从融资担保企业的角度看,目前其开展政策性担保业务的收益较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准公共定位有助于降低融资担保企业成本;受市场的需求、自身盈利以及监管政策等方面的影响,目前直接融资担保业务仍将是政策性担保业务的有效补充

融资担保企业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包括主要对银行贷款进行担保的间接融资担保业务和对债券等资本市场工具进行担保的直接融资担保业务。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信贷客户由于自身体量较小,其需求主要为间接融资担保。

      如前文所述,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将按照“政府支撑、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管控风险”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决策、经营,同时《融资担保企业监督管理条例》也明确要求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和“三农”担保贷款的风险容忍度,推动降低担保业务收费标准。加之小微企业由于规模较小,抵质押物不充足,反担保措施较少;“三农”客户产权抵押融资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故目前国有融资担保企业开展政策性担保业务的收益较低,例如某西部地区的省级国有担保企业,其政策性担保业务平均担保费率为1.6%,但其计提的拨备及两项准备金平均比例为2%,处于账面亏损状态。而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由于其准公共的定位,将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再担保费率优惠,这一举措将直接降低融资担保企业的业务成本,缓解开展政策性担保业务所带来的运营压力;此外,采取股权投资原则上不分红,将降低融资担保企业因股东分红要求产生的盈利冲动,实现业务经营的稳健发展。

      直接融资方面,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城投债去政府信用背书的监管环境下带来了对高信用级别融资担保企业的需求。近日23号文的下发虽主要是针对政府融资行为进行规范,但仍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出要坚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而市场化运作必然对盈利及可持续性有所要求。故近年来,综合实力较强的省级国有担保企业纷纷采取“以商补政”的方式加大拓展以债券担保为主的直接融资担保业务,弥补政策性担保业务的盈利不足。综上,大家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直接融资担保业务仍将为融资担保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必须坚持政策性担保业务的主导地位,并在业务准入、风险管理等方面加强把控。

     财政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应积极配合设立政府性担保基金,进一步完善政策性担保业务体系建设

      目前,已有部分地区设立了地方性政府担保基金,例如2016年上海市财政局成立了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首期募集资金50亿元,主要为处于成长期的科技型、创新型、吸纳就业型、节能环保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四新”和“三农”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性担保服务;浙江台州和温州也已成立政府担保基金,实现风险共担、利益捆绑。故在国家设立融资担保基金的背景下,部分财政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应配合设立政府性担保基金,以促进政策性担保业务的开展。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除通过再担保及股权投资以外,还可以采取为小企业债券提供增信的形式,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资本市场是融资的重要渠道,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直接融资有着天生的优势。我国很早便开始探索小企业资本市场融资,开发了小企业集合债券等多种债券形式,但在发行过程中普遍面临着审批难、担保难等问题。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针对主体信用较低的小企业发行人提供债券增信业务,进而解决担保难这一问题,助力小企业的发展。(联合资信评估有限企业胡健孔宁陈龙泰寇妙融)

《关于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解读 》-精选2


     上周五,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协会”)公布了今年2月份的私募备案登记月报。数据显示,到2月底,私募基金总规模突破了12万亿,相比两年前增长了172%,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同时,私募备案基金数量超出7万只,已登记私募管理人数量为2.31万家,私募员工总数达到24.21万人,两年间私募发展进入快车道。股权创投私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规模达7.27万亿;证券私募受市场影响规模略减,为2.60万亿;百亿级大型私募机构为210家。

私募总规模突破12万亿

两年增长172%

     私募备案登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底,私募基金的管理总规模达到12.01万亿元,较上月增长了2500亿元,增幅为2.08%。记者发现,此次私募规模突破又一个万亿“高峰”速度非常快,从去年12月底的11.1万亿元到现在的12.01万亿元,仅用了2个月左右。相比2016年2月底的4.42万亿元,在两年时间里,私募规模增幅达172%。

     同时,私募备案的基金数量也持续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底,已备案的私募基金为70802只,较上月增加1716只,增幅为2.48%。相比2016年2月的26387只,两年间私募产品数量增长了168%左右。 

     另外,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月份新登记214家,较上月增长0.94%,总数量为23097家。但是,相比2016年2月的25979家,管理人数量却下降了11%左右。

     2016年2月5日 ,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要求新登记私募需6个月内备案首只产品、开展业务。近两年来,私募备案产品热情非常高,同时,协会针对部分机构借私募之名从事P2P、民间借贷、担保等业务,甚至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展开了“空壳”私募注销工作。

      协会表示,截至2018年2月底,已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13936家,2月份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60家。其中既有未完成首只产品备案被注销的,也有列入失联名录满3个月未主动联系被注销的,还有主动申请注销的。两年来,私募管理规模、产品数量增加,而管理人数量减少,一增一减之间,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质量显著提高,行业诚信状况大为好转。

      如今,私募基金发展走上了快车道,成为大资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募基金几乎并驾齐驱。截至2018年2月底,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总人数为24.21万人,较上月增加1181人,其中,已在从业人员系统注册员工人数20.36万人,较上月增加2984人。

股权创投私募规模达7.27万亿

百亿私募机构为210家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国家鼓励创新创业,股权创投私募成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几年发展十分迅速。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底,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的规模达到7.27万亿元,较上月增加1846.03亿元;在12万亿的私募总规模中,股权创投私募约占61%。同时,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为13682家,2月份新登记151家;备案的基金为28344只,增加897只。

      受2月份A股市场大幅波动影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累计规模较上月略有减少,为2.60万亿元,占私募总规模的22%左右。证券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为8639家,较上月增加64家;已备案基金达到35481只,增加292只。

另外,截至2月底,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规模为2.14万亿元,较上月增加650.43亿元,占私募总规模的18%左右。同时,其他类私募管理人为776家,较上月减少1家;管理基金为6977只,增加了527只。

从地域分布来看,截至2月底,已登记私募管理人数量从注册地分布来看(按36个辖区),集中在上海、深圳、北京、浙江(除宁波)、广东(除深圳)的占比达72.20%,略低于1月份的72.25%,前五大辖区私募基金管理人集中度呈逐月下降趋势。

      另外,北上深三地的私募管理人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58%,规模约占60%。其中,上海的私募管理人、基金数量最多,分别为4668家、20492只;北京的私募管理基金规模最大,达到27690亿元。

      从规模情况看,截至2018年2月底,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管理规模的共19923家,平均管理基金规模为6.03亿元。

     今年百亿以上的私募机构数量迈上新台阶,到2月底达到210家。同时,规模在50亿元~100亿元的有258家,20亿元~50亿元的有650家,10亿元~20亿元的有774家,5亿元~10亿元的有1047家,1亿元~5亿元的有4093家,0.5亿元~1亿元的有2190家。


《关于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解读 》-精选3


     8月2日,建设银行新任党委书记田国立在北京参加了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企业(简称建信投资)的开业仪式,这是其履新之后的首秀,而他首秀的这家建行全新子企业拥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这是全国首家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

      入主建行之前,田国立还曾担任过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企业之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企业的掌门人。此前一直作为建行债转股项目组主要负责人的张明合,此次则出任建信投资实行董事、总裁。

     建信投资的开业,距离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仅有5天的时间。

建行像是在谋划一步大棋:以云锡集团所在的省份云南省为例,建行与云南省政府在去年已经签署了《支撑云南“十三五”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未来5年,建行将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和模式向云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产业提供总额不低于5000亿元的综合融资支撑。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7月底,建设银行已经与41家企业签订了总额5442亿元的债转股协议,到位资金488亿元。

而在全国,市场化债转股的签约规模已经达到一万亿。8月8日,来自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显示,各类实施机构已与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70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1万亿元。

     一位来自云南省银监局的匿名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表示,签约只意味着合作的意向,最终能够落到实行层面的会有多少,还不好判断。

     过去一年多,建行债转股的脚步几乎与政策的出台几乎保持着同步。2016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总理提出可通过债转股的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同月,建行成立“春雨”项目组,专门研究市场化债转股业务模式。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引导意见》,而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建行已经完成了全国首单央企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武钢集团债转股和全国首单地方国企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云南锡业债转股的落地,同年12月,民营首单――南京钢铁的市场化债转股再次在建行落地。

     建信投资实行董事、总裁张明合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对于银行来说,从债券专项股权来看,最大的变化是风险。股权投资相对于债权,收益可能会更高,风险也更高,如果甄选的债转股对象不好,债转股需要的资金也很难募集到位。从实施层面看,社会资金的募集,正是过程当中难度较大的一步。让市场有所疑惑的“债转股的整体落地速度较慢”,与此也不无关系。

首家债转股实施机构

      到2017年8月2日建信投资正式开业,这家债转股实施机构的筹备一共经历了7个月的时间。2016年12月,建行董事会决定全资成立建信资产管理有限企业(后更名),并成立筹备组。2017年4月,中国银监会批准筹建国内首家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企业。

      2017年8月7日,也即建信投资开业后的第5天,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再次重申了“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的规定。对于债转股的基本要求是:应当先由银行向实施机构转让债权,再由实施机构将债权转为对象企业股权。

      云南省银监局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从政策设计的角度看,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现行法规禁止银行持有企业股权。2015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

      再者,银行持有企业股权对资本消耗很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或者因政策性原因并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两年内)的风险权重为400%,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其它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1250%。因此如果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转为股权,对资本消耗很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不是本轮债转股与上一轮债转股的真正区别。事实上,上一轮债转股,银行也没有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而是先由银行将不良贷款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企业,金融资产管理企业再将债权转换为股权,债转股后,金融资产管理企业成为企业的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资产管理企业实际充当了实施机构的角色。

     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划拨400亿元成立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企业,成立的目的是负责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成立后的一年左右时间,四大资产管理企业已经完成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收购,并完成了580多家的政策性债转股企业的评审和协议签订工作,转股金额高达4050亿元。

     上述云南省银监局人士向经济观察报分析说,区别正来自于“市场化”:上一轮债转股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在定价,四大资产管理企业以原价承接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即债权以1:1的价格转换为股权;其收购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是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债券及向央行贷款,财政部作为担保;有特殊的政策支撑:税务总局免征金融资产管理企业在收购、管理、处置不良资产缓解所发生的税费,最高人民法院下文对资产管理企业的诉讼案件受理费及实行费减半。最后,经营结果如有亏损,将由中央财政负责补贴。

     现在,债转股的资金有了新的来源。《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规定,债转股实施机构可以参与同业融资、发行债转股专项债权、向合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承接债权,资金来源不再由央行贷款,财政部也不再进行担保。

     债转股价格和条件则由相关各方主体自主协商确定,《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引导意见》明确允许参考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来确定国有上市企业转股价格,非上市企业允许参考竞争性市场报价或其他公允价格。

     云南省银监局人士表示,实践中,债权转股权价格的确定主要是靠多方协商谈判确定,针对不同贷款、不同企业,给出有区别的折价率。随着债转股市场日益活跃,引入更多的投资者,将有利于参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使市场更加公开透明,转股价格也将更加合理。

破题“市场化”

      对于地方国企市场化债转股首单的云锡集团以及其中的参与者,前后历经18年的两次债转股,像是完成了一个轮回。

2016年10月16日,锡业股份公告,其控股股东云锡集团与建设银行签订系列合作协议,开展债转股,转股规模为100亿元。实施主体是建行与云锡集团成立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建信信托。

     作为这一项目的两家券商财务顾问之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企业下属的信达证券全程参与了债转股的过程。信达证券的官方消息显示,在中国信达总企业的统一部署与安排下,信达证券投行、研发等部门投入最强的专业力量,充分发挥信达在政策性债转股中的优势及在有色冶金等方面的产业研究优势,全程参与了此次债转股方案的设计、论证、现场尽调、协议签署等各种环节。

     这包括:为建行提供行业分析、方案设计等常规性投行顾问业务,与建行进行了多次债转股相关课题的讨论,包括债转股流程、案例分享、转股估值、尽调等内容,同时结合云锡实际情况,深入参与具体项目讨论并形成转股方案。

     19年前,也就是1998年,在云锡集团的第一轮债转股当中,信达曾是直接的实施者。2015年,作为股东的信达,最终以三倍的回报退出。如今,信达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股东的身份变成了社会资本。

     根据可查的资料,用于云锡集团债转股的基金,除了原始资金来自建行,主要以市场募集的社会资本为主,包括保险资管、建行养老金子企业的养老金、全国社保基金、私人银行的理财产品等,这其中就有来自信达资管子企业的资金。

      云南省银监局人士向经济观察报分析说,“从已落地的债转股案例中可知,大部分债转股资金均采用此种方式引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本轮债转股的市场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该人士表示,事实上,从云锡集团的这一单能够看出,交叉转股、自由定价、资金来源多样化等,都是市场化运作的佐证,这一点需要给予充分地肯定。

      仅以银行交叉转股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可以提高债转股的市场化水平,交叉实施债转股,无论在标的选择、转股定价等各方面都会更加公允、更加公开透明、更加公平。二是方便实施机构展业,扩大业务规模,如本行所属实施机构仅能对本行的债权实施转股,必然不利于实施机构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业务,扩大业务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

      张明合将此轮市场化债转股比喻为“谈恋爱”,称这是一个相互寻找的过程。从已经债转股的案例来看,有的是企业主动找到银行,有的则是银行主动接触企业。尽管政府、行业协会可以向银行推荐债转股的企业,但最终的决策只属于银行和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没有给银行的债转股数量摊派硬性指标。

     以央企市场化债转股第一例武钢集团为例,事实上,在和建行达成债转股协议之前,武钢也找过其他银行。但在张明合看来,基于建行债转股方案的市场化程度以及效率等方面考虑,武钢最终锁定了与建行的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也擦亮了眼睛,这更像是真正的买卖:如果甄选的对象不对,不仅银行自身要承担损失,还有来自社会资本的压力。因此,包括银行自身,最大的考虑是“风险”两个字,资本对债转股对象本身的发展风险,以及对所在行业的风险都不得不慎重考虑。

     云南锡业债转股的落地,与资本对于这家企业的预期关系密切。不同于过剩产能行业,锡业显得相对特殊。与此同时,云锡集团是世界锡生产企业中产业链最长、最完整的企业,由此被资本寄予了厚望。根据了解,云锡集团此次债转股中的“债”主要是目前成本比较高、抵押条件苛刻、期限结构不太匹配的债务。投资退出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打破了刚性兑付。

     建行未来能取得多少回报?或许三五年后就能见分晓。

债转股前景

      根据中国国家发改委在8月8日透露,在市场化债转股方面,各类实施机构与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70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1万亿元。

市场方面对万亿债转股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川财证券研报便判断,国企“债转股”未来或超预期,该机构认为,每一轮国企改革共同的特点都是释放要素的红利对冲周期的下行。当前,土地已经不适合作为降杠杆的手段,资本的红利即债转股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超预期之处。

云南省银监局人士则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本轮市场化债转股最终政策效果如何,目前尚不能轻易断言。但从实践中看,债转股成功的关键是经济复苏周期的到来,强劲的需求增长暂时掩盖了企业不佳的盈利能力。而此轮债转股开启时,经济仍处于下行通道,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持续存在,因此过剩产能企业即使进行债转股,面对需求增长有限,其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的改善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该人士对于债转股的全面铺开持保留的态度。他认为,从银行角度看,对银行产业投资及整合能力提出了挑战。相比债权,股权的投资风险更大,如果企业一旦破产,作为股东的银行,其清偿顺序排在所有债权人之后,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损失反而更大。因此,这要求银行增强产业投资和股权经营能力,既要提供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在内的综合化服务,也要更加关注企业价值和资本市场变化,学会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帮助其发展。这样的能力要求对大多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来讲是难以达到的,这从技术上制约了债转股的全面铺开。

     从已批准债转股方案的企业来看,普遍具备“高大上强”的特征,即:负债率都很高、均为大型国企、都拥有A股上市主体、全部处于强周期行业。上市股票的流动性较好,而且估值也相对公允,方便股东退出。因此,债权人偏好上市企业体内的资产,或是有可能被注入上市企业的资产。

     从之前的债转股历程看,包括钢铁、有色等行业,都曾实施过债转股,但并未能改变这些行业本身的发展疲态。尤其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有的企业甚至出现高负债――转股――再负债――再转股的循环中,变相逃废债务,最终风险还是由银行承担。“银行必然是希翼债转股标的企业越好越有利可图,但好的企业(资产)一般不愿意债转股来稀释股权,差的企业则纷纷想要债转股,”僵尸企业“更是希翼搭上债转股的便车,部分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企业,也可能鼓励当地企业以这种方式变相赖帐。这是银行(转股方)和企业(被转股方)最大的博弈点。”云南省银监局人士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夏红认为,《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引导意见》中虽然禁止“僵尸企业”债转股,但僵尸企业本身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目前没有对僵尸企业明确界定的情况下,会给债转股带来难点。陈夏红认为,来自中央政策层面的变化本身,会使得债转股的结果缺乏可预期性。在“市场化”之外,尚需考虑债转股目前面临的一些“法治化”层面的欠缺。

      不过,从眼下看,市场化债转股的前景依然值得期待。今年上半年,在供给侧改革的持续进行下,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重点行业、企业,大都交出了相对不错的成绩单,而这也正是此轮市场化债换股能够顺利破题并走向规模化的重大前提。


《关于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解读 》-精选4


     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公告中称,日前协会自律核查工作中发现20家拟失联机构。 4月2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了第二十批拟失联私募机构名单,涉及20家企业,陕西“三秦股王”阮杰旗下的陕西金辉投资、北京中弘百业投资、北京恒资时代创业投资、上海六合股权投资、上海龙德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大骏投资、成都佰易股权投资基金等企业均位列其中。

     20家拟失联机构遭曝光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公告中称,日前协会自律核查工作中发现20家拟失联机构。其中,通过国家发改委失信关联黑名单,协会在风险监测中发现北京恒资时代创业投资、上海六合股权投资、青岛力鼎投资等17家拟失联机构。

      协会通过上述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中登记的固定电话、手机号码、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无法与其取得联系。被认定为“失联机构”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协会将在官方网站“诚信信息-失联机构”栏目中予以公示,同时列入失联名单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满三个月后且未主动联系协会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协会将注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在今年1月11日,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告称,已经依法注销北京炳隆资管、广西世纪红榕两家企业的私募管理人登记,并将其高管拉入黑名单12个月,取消基金从业资格。而截至今年4月1日,协会已将中经汇金(北京)投资基金等334家机构列入失联公告名单,其中有113家机构已被注销登记,有9家机构已自行申请注销登记。“三秦股王”今安在,“肯雅隆模式”成陷阱在此次拟失联名单的私募中,陕西金辉投资管理有限企业特别显眼,它是“三秦股王”阮杰开设的私募投资企业,也是西北首家发行阳光私募基金的管理企业。

      阮杰是曾经的股市传奇人物,绰号“三秦股王”,曾在多个炒股擂台赛中获得冠军。他既是鑫鹏集团的董事长,同时作为金辉投资总裁亲自带领投资团队,曾为客户三个月创造320%的收益,震撼陕西股市。 但不幸的是,中学老师出身的股王阮杰最终跌落神坛。

      有报道称,阮杰“操刀”的深国投·鑫鹏1期证券投资资金信托,自2007年底成立后净值几乎一路下跌,当六个月的封闭期结束后,净值已经从100元跌至45.84元。在2008年至2009年A股受4万亿元投资的重大利好刺激而复苏期间,深国投·鑫鹏1期的净值涨幅为21%,而同期,上证指数的涨幅达到了67%。自2015年5月20日以后,再没有该信托产品的净值等业绩报告信息更新。

     另一家拟失联私募山东肯雅隆,自称“中国最具影响力资金中介连锁企业”。曾经自我包装成“肯雅隆模式”,开创所谓的“私募权益”、“债股转换”、“梦想借贷”等业务模式。该企业涉及的项目领域广泛,包括地产、融资担保、企业上市、私募股权投资等,但很多项目融资之后并没有实施。

     旗下设有的诸多机构,通过一些媒体宣传民间借贷,以高息为诱饵,吸取客户大量资金,成为一个疯狂的融资陷阱。 另外,河北凤博股权投资是河北省成立的第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曾因向非合格投资者募资、承诺最低收益等行为,多次被证监会通报处罚。小私募生存艰难,坚持还是放弃当看到私募基金是一个发展迅速、前景广阔的行业,很多人走上了私募创业的道路。然而私募,尤其是成立时间较短的初创私募可能因缺乏运营经验、资源支撑,而陷入困境。

     安徽美通资产董事长陈红兵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初创私募缺乏过硬的过往战绩、忠实的客户群体和成熟的运作经验,比如熊市对冲,闲置资金套利等等。客户和经验需要慢慢积累,业绩需要一步步做,管理人必须要以平常心面对困境。”雇佣优秀私募基金管理人往往成本过高。

     陈红兵表示,如果想弯道超车,就必须引进比较成熟的管理人,然而这类人员年薪都是百万元起步,是一些小型私募企业请不起的。而且他们过往的经验不一定能够在小型私募企业得到很好的展现,给企业带来收益并不容易。当前,一家小型私募企业一年运营成本在大城市都是百万元起步,二三线城市也要四五十万元。

      所以,面对运营的困境和巨大的成本压力,以及坚持下去要对的不确定性,部分私募干脆选择放弃。资管新规的发布提高了私募投资的门槛,进一步加重了私募行业分化。大型私募受到资金追捧,规模迅速扩张,小型私募则捉襟见肘,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有私募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私募基金管理人而言,在困境中必须要始终坚持守法合规诚信、客户利益至上的经营原则,发挥投资特长、勤勉尽责,努力实现客户资产保值增值。对投资者而言,选择私募必须要选择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的正规机构,选择基金经理的工作经历和长期投资业绩俱佳的产品,避开保本保收益等虚假宣传和非法集资陷阱。


《关于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解读 》-精选5


      两家上市银行的投资入股,意味着首期600亿元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落地进入实操阶段。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由中央财政发起、联合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首期募资不低于600亿元,采取股权投资、再担保等形式支撑各省(区、市)开展融资担保业务。

     设立上述基金具有多重意义,有利于支撑小微企业、“三农”的发展,也有利于让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同时有利于弥补市场不足,强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市场人士认为,该基金将成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风险分担主渠道。

      当前市场上存在不少融资担保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与这些融资担保机构相比,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功能相同,但基金是开放式运作,可以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参加,这样资金额度更大。曾刚认为,融资担保可以撬动更多金融机构进入融资领域。当没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融资出现违约时,可以降低损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分担机制。

      据悉,在前期财政部与商业银行的初步沟通中,后者表现出较高兴趣。因为政府增信,银行对企业增贷后,从长远来看,难免会出现不良等风险,建立与商业银行风险共担机制很关键。

     据财政部初步测算,今后3年基金累计可支撑相关担保贷款5000亿元左右,约占现有全国融资担保业务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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